本帖最后由 张邦贤 于 2012-5-15 12:59 编辑
70年代初，我在工程兵某团汽车修理连二排当排长。我们团在拉萨承担一项国防工程，大部分人马驻在拉萨，一个营在林芝为拉萨的工程伐木。修理连是团后勤的直属连队，也一分为二，两个排在拉萨，两个排在林芝，连长在拉萨，指导员在林芝。甚至团部也是拉萨大半个，林芝小半个。虽然如此，仍然是以拉萨为主，集训，开会什么的，还得往拉萨跑。
我们的驻地在林芝尼西沟，距拉萨420公里车程，不是非不得已，我们久住山沟的人也不想往那大都市跑。慢一点的车要开两天，如果想一天赶到，就得两头摸黑，路途辛苦可想而知，更别说那颠簸得足以把人抖散架的路和满身的灰尘。
1974年4月初，指导员告诉我，政治处通知要我去拉萨团部参加为期一周的批邓学习班，据说是轮训，所有干部都得轮流参加。4月7日，汽车连一个排的十几辆车运送木料去拉萨，我和连队的几个战士便搭车前行。与我同行的几个战士中，一个是炊事班的李班长，他立了三等功要去拉萨团部参加庆功会；一个是连队的电工，记得好象姓周；一个姓肖，还有一个姓蔡。对这个姓蔡的我印象最深，因为他姓蔡，加上他生性幽默，喜欢开玩笑，大家送他一个绰号叫“菜包子”。这三个是去拉萨检查身体的。那时候很多战士想去拉萨玩，找卫生队的老乡开一张体检证明，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吃过早餐我们就随车出发了，老式解放牌大卡车上装了半车粗大的木绗条，开车的是两个刚脱保险的实习驾驶员，一个姓周，另有一个姓张。两个驾驶员加上我三个人坐了驾驶室，四个战士都坐在车厢的绗条上。
一路上他两轮换着开车，由于技术不熟练，总是掉在后面跟不上队。带队的汽车连排长每隔几十公里就停下来等一次，车到齐后又继续出发。在皮康兵站吃过中午饭后，我们这辆车就不断出毛病，只好停下来修车。好在车上坐着两个修理工，修车不是问题，但和车队的距离却越拉越远。原来跟在后面的救急车驾驶员也不耐烦了，说去前面的松多兵站等我们，就驾车先走了。到达松多兵站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车队的人吃过饭先走了，留下救急车在兵站等我们。我们在松多兵站匆匆吃完饭又继续赶路。
到米拉山下时天色已经黑尽，卡车亮起大灯，象一只甲壳虫在米拉山蜿蜒的山路上爬行。米拉山是林芝到拉萨要翻越的几座高山中最高的一座。公路最高点的米拉山口海拔5013米，常常因为大雪封山而阻断通行。当时虽然已是四月的天气，仍然可见没有完全融化的斑斑点点的积雪。坐在驾驶室内看着前面的路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听任汽车发动机嗡嗡呜呜地喘着粗气慢慢向山上爬去，摇摇晃晃让人昏昏欲睡。好不容易车到了山口，我们停下休息，顺便检查车辆，等救急车上来一起走。按规定在下山前要做安全检查，主要检查汽车的方向、传动和制动部分。
钻出驾驶室，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裤，还是感到了山顶的寒风阵阵刺骨。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在积雪的反射下，四周如同白昼。这里距拉萨还有一百多公里，如果正常行驶，三个小时可到拉萨。我们等了一阵还不见收容车上来，山上风大，气温低，怕冻裂水箱发动机不敢熄火，发动着等又太费油，我们决定边走边等。下山是姓周的驾驶员开车，汽车跑得很轻快，由于道路险峻，他也开得很小心谨慎。到达半山时，一直是下缓坡，路况越来越好，基本没有弯道，宽敞笔直，周围也很开阔。驾驶员把变速杆放到了空档，并把发动机熄火让汽车滑行。我见状马上制止，那些老兵油子技术好，常常这样干，但坐车的人却很紧张。这是基本常识，为了制动时有足够的压缩空气，是不允许在长距离下坡时空档熄火的。但他仍然固执地把排档推到五档的位置，我再次让他慢一点，他也只稍微减了点速，据估计，当时的车速大约在50码以上。
突然，我感觉车头开始左右摇摆，两个驾驶员面部表情明显惊慌起来，我听到他的脚不断在踩刹车，但却没有效果。我下意识感觉到，气压不足了。如果是经验丰富的老驾驶员，会慢慢拉手刹减速。但这个实习驾驶员却不敢贸然去拉手刹（或许是忘了），失去镇定的驾驶员手忙脚乱，导致汽车划龙失控。汽车划龙犹如飞机进入螺旋状态，很难改过来。驾驶员左一把右一把打方向，怎么都打不正。我紧紧地抓住面前的拉手，已经无计可施，大脑里一片空白，被动地等待着一个可怕的后果发生。那个过程很短很短，什么也来不及想，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接着就是天旋地转的感觉，我的额头重重地撞到挡风玻璃支架上昏了过去。
我醒来的时候，不知身在何处。好半天才弄清楚我侧躺着的地方是汽车驾驶室，意识到我们的车翻了。我感到额头火辣辣的疼痛，用手一摸满脸都是血。汽车是向左面侧翻的，两个驾驶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我这一侧的门窗玻璃处爬出去了。突然想起车上的四个战士，不好，他们一定凶多吉少，得赶快救人。我忍着钻心的疼痛，在驾驶室内站起身，象飞行员一样从朝天的门窗玻璃处拱出来跳下车去。
到地面上一看，这里是一片地势很平坦的高山草甸，路边间或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有谁会相信这个地方能翻车呢。我们的车划龙失控后撞上路边的石头，翻在离开公路左沿十几米远的地方。后来得知汽车左滚翻了450度，差不多一圈半。在惨白的月光下，我看到地上横七竖八散落着木绗条，一部分还搭在车上，只是看不到一个人。我向四周看了一下，这才发现两个驾驶员呆若木鸡似的远远站立着不知所措。看到我后他们哭丧着脸问我：“排长，怎么办”？我擦了擦被额头上不断淌下的血糊住的眼睛，冲他们吼道：“怎么办？救人哪”！可是人在哪里呢？四周死一样的沉寂，一个都没见到，这些朝夕相处了几年的战友难道就这样消失了？难道他们都牺牲了吗？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我心头。我和两个驾驶员大声地轮流呼叫着他们的名字，叫声在寒冷的夜空中显得那么凄凉和无奈。在没有应答的情况下，我们的呼唤渐渐地带上了哭腔。
正当感觉无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公路边摇摇晃晃站起一个人。我冲过去一把抱住他，但却看不出他是谁，他的脸已经肿胀变形。他看着我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排长！”我急切地问道：“你是谁？你哪里受伤了？”“我是李绍全，我头痛。”我借着月光向他头上一看，我的天哪！后脑勺一片雪白。我看到的是他的头骨，头皮从后颈窝处撕裂搭在头顶上。我扶着他说：“你先坐下，我去救他们几个”。可他却怎么也坐不稳，我把棉衣脱下折起来放在地上，让他的头枕着侧躺在草地上。这时，我已经听到从那一堆木绗条下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我蹲在地上试图看到他们，绗条挡住我的视线什么也看不到。我挨个叫他们的名字，居然都叫答应了。控制不住的眼泪从眼眶里涌了出来，还好，他们都还活着！我尽力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急，先忍耐一会，我们这就救你们出来”。我指挥两个驾驶员把压在车身上的绗条一根一根抬开，这时候救急车赶来了，车上的三个人和我们一起飞快地抬绗条。当抬开大半的时候，只听“砰”的一声响，侧翻着的车一下弹正了，把余下的绗条弹得老远，我终于看到了躺在地上的三个人。
我挨个询问他们的伤情，姓蔡的战士一条腿无力地耷拉着，一看就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姓周的电工自己都明白是手臂断了。只有那个姓肖的战士只说肚子疼，却看不出是什么问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抬到救急车上，这辆车也装了大半车绗条。救急车的驾驶员是个藏族老兵，我和他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人拉到前面最近的墨竹工卡县，在县医院作包扎止血处理，然后送到拉萨的军区总医院治疗。我吩咐肇事的驾驶员留下看车，其余人护送伤员去拉萨。姓周的驾驶员嘟着嘴说不想留下。我压抑不住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冲着他骂了一串脏话：“你他妈的，人都要被你翻死了，你还有脸讲条件”！他这才没吭声了。
救急车驾驶员要我坐驾驶室里，我摇头拒绝了。绗条很硬，好在驾驶员和坐大厢的战士都带着御寒的皮大衣。我们把皮大衣铺在绗条上，让伤员躺在上面。李班长无法坐也无法躺，我用棉衣裹着他抱在怀里，又让姓蔡的战士紧靠在我身边。奇怪的是，历来怕冷的我上身仅仅穿着衬衣，在零下几度的低温里竟然没有丝毫寒冷的感觉。一路上，除了姓蔡的战士又哭又叫外，其余几个人几乎一声不吭。突然我觉得腿上有刺痛的感觉，用手一摸是一块尖利的硬物顶着我的腿，借着月光我看清是姓蔡的战士的大腿骨茬，锋利的骨茬穿透他的皮肉，在汽车的颠簸中又刺穿了棉裤。他的血不停地流淌着，不光浸透了他的棉裤，也浸透了我的棉裤。好象他自己也感觉到了，问我说：“排长，我的腿上怎么是湿的”？我说：“你一定很痛吧？你看，汗都流了这么多”。
那时候，我虽然只有21岁，但还是有一些急救知识。我知道不能让失血过多的人睡着，就一直不停地和他们说话。我问李班长翻车前在做什么，他说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他是在翻车前汽车撞上石头的瞬间从车里摔出来的，掉下来头部撞在石头上了。那三个清醒着，看到车失控了就紧紧地抓住车厢栏杆，所以被压在了绗条下。姓蔡的战士对我说想喝水，可车上什么都没有，车外面也是杳无人迹的荒郊野岭，哪里有水呢？我对他说：“你忍一下，很快就要到墨竹工卡县医院了，我们去那里喝好吗”？过了一会，他的呻吟渐渐弱下来。我害怕了，不停地叫他的名字。他说想睡觉。我对他说：“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就醒不来了”！我问他痛不痛？他说已经没有感觉了。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很无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挺到医院。仅管我自己也觉得头痛欲裂、昏昏欲睡，但我还是强打精神搜肠剐肚地找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和他们聊着。
忽然我感觉到汽车减速转弯了，原来已经到了墨竹工卡县医院。我顿时感到战友们有救了，只要在医院作一个简单的包扎止血处理，我们就可以从容地赶到拉萨。县医院是一排十几间简陋的平房，看起来不象是医院更象一排普通住房。我们从第一个门挨个往后敲，可是一直敲到最后一个门都没人应声，也不知道是真没人呢还是有人不敢开，任随半夜的敲门声在夜空中回响。我气极了，从最后一个门挨着用脚踹回来，一边踹一边骂。我对驾驶员说：“不能再耽误了，我们不去总医院，直接去三医院”。三医院是当时的一个野战医院，驻地离拉萨20多公里，距我们当时的位置有40多公里。驾驶员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足油门以最快的速度在公路上狂奔。这段路程中，我简直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叫醒这个，那个睡着了，叫醒那个，这个又睡着了。我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是在和死神较量。
到了三医院，我总算松了一口气。驾驶员不停地鸣按喇叭，值班医生知道这半夜的喇叭声意味着什么，很快就穿好衣服出来了。听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后，就见他进屋拿起了电话。不大一会，我们的车前车后就聚积了一大堆医生护士。院长也来了，这个姓施的院长是新四军时期参军的老同志。在他的指挥下，医生护士们有条不紊地从卡车上抬下伤员放到担架车上推进手术室。李班长在进入手术室之前拉着我的手说：“排长，我的军帽还在那里，叫他们帮我捡回来”。我安慰他说：“你放心吧，一定给你找回来”！也许我满脸满身的血污让他们以为我也是重伤员吧，有人过来拉着我就要往担架车上放，我赶紧声明我没有大伤才作罢。
伤员进入手术室才半个小时，就看到团里的王参谋长带着一个连队的官兵来献血。“参谋长……”，我叫了一声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他淡淡地问我：“你不要紧吧？”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回头再收拾你”，说完就带着人查血型去了。我困得要死，但又不敢睡，我想在第一时间知道这几个战友的情况。过了一个多小时，参谋长带着献完血的官兵要回团里，问我走不走。我说：“现在不想走，我要等他们”！王参谋长带人走后，值班医生让护士把我额头上的伤口处理了，敷上药膏贴了纱布。我坐在值班室的长条椅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朦胧中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睁眼一看，是我在军区后勤部工作时一个姓郭的女战友。她前不久调来这家医院，听说我出事了就跑来看我。她把我带到她的寝室，打来热水让我把脸上的血污洗干净后，就互相聊起分别这几年的经历。后来她问我：“车上就你一个干部，出了事故，你会不会挨处分”？说真的，我当时根本就没顾得上想这个，就对她说：“只要他们几个没事，给我处分我也认了”。
过了几个小时，除了李班长外，其余三个人被陆续从手术室推出来了。姓蔡的战士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姓周的战士右臂粉碎性骨折；当时不知道伤在哪里的肖姓战士肠子断了，手术后都进入病房观察治疗。“菜包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天性，躺在病床上和我们说起笑话来。我心里担忧着李班长，这时小郭来告诉我李班长情况不妙，肝脾都破裂了，正在做开胸手术，已经报了病危，明天还要做开颅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我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多好的一个战友啊，他能挺过这一关吗？
由于李班长要下午才能出手术室，前来探望的连长硬把我拉回了连队。吃过午饭就睡觉，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起床后我就打听李班长的情况，连长告诉我，他今天病情基本稳定，并叫我不要去医院了，好好休整一下，因为第二天学习班就要开班了。我暗自庆幸李班长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我把前天晚上翻车的情况向连长作了详细汇报，他特别问到我驾驶员开快车时有没有制止的问题，当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似乎才放下心来。
4月10日上午，我正在学习班听课，连部通信员来找我：“李班长不行了，连长问你要不要去医院”？我的心一下就揪紧了：“当然要去”！当即向教员请了假，跟着通信员就跑回连队。我看到连长站在车前等我，车厢里已经有十来个战士，他们都是李班长的同乡。给养员把一套折叠得很精心的崭新军装交给通信员捧着。衣领上缀着鲜红的领章，军帽上的红五星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连长亲自开车，我和通信员坐在他旁边。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怕坐车，只要一坐上汽车心就怦怦乱跳，这是翻车后留下的心理后遗症。
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谁都没说一句话。下车时我看到病房门外放着一口新漆的棺材，我和通信员默默跟着连长走进病房的时候，施院长正带着医生在抢救李班长。我们静静地站立在两侧，看着医生一会给李班长注射强心针，一会又给他人工起博。施院长一转身，看到了通信员手里捧着的军装，立即怒容满面地拉下脸来：“心脏还在跳动呢，你们就把这些东西拿进来做什么？还有一点阶级感情吗”？一个医生朝通信员努努嘴，他赶紧捧着军装溜出门外。开始起博一次，李班长的心跳还能维持半小时左右，停跳后又重复抢救动作再次起博，但维持的时间却越来越短。终于，我看到血压计的水银柱再也没有脉动，我知道，李班长走了，静悄悄地走了。施院长脱下了军帽，我们也跟着脱下了军帽。然后施院长流着泪说：“你们处理后事吧”！说完就带着医生离开了。留下来的几个护士打来热水，我们帮着擦洗了李班长的遗体，把那套崭新的军装给他换上。穿戴完毕后，李班长的几个同乡把他的遗体抬进棺材。即将盖上棺盖的时候，我突然说：“你们等一下”。我拿出从事故现场找回来一直带在身边的李班长那顶染满了血迹的军帽，郑重地放在他的胸前：“李班长，你的军帽给你找回来了，你安心地走吧”！没想到那天进手术室前对我说的话竟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能不满足他呢！
后记：
1、李班长是三等功臣，到拉萨是因公，所以被追认为烈士，安葬在拉萨烈士陵园。
2、姓周的驾驶员回到拉萨后，倒头大睡，不向领导汇报，也不作检讨，跟着老乡的车到处游玩。有一天他到团里的木材加工厂看到工人在做棺材，问别人：“是给谁做的”？人家说：“你把人翻死了还好意思问给谁做棺材”！他这才意识到闯了大祸，当即大哭起来。大家都说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刑一年。
3、在李连长据理力争下，我没有受处分。原因是我虽然是干部，但汽车连和我们不相统辖，也没有明确我对这辆车负责，再则，就连驾驶员也承认我曾经制止他开快车。
4、周姓和肖姓的两个战友伤逾后没有后遗症，与常人无异。唯独“菜包子”最倒楣，腿骨接好后，走路都看不出来他的大腿曾严重折断过。第二年他又去拉萨复查，这次搭了一个北京吉普，没想到再次翻车，把原来接好的地方又翻断了，再次出院后腿就明显地瘸了。从此，他的绰号又变了，大家不再叫他“菜包子”，而叫他“蔡跛子”了。
5、在野战医院工作的那个女战友去年随她们单位来遵义红色旅游，我们相约在会址见了一面，其间她还提到我当时的狼狈遭遇。都过去三十多年了，亏她还记得这么清楚。 |
